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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蜀高祖王建：生为无赖之徒，后被高人点化，终成一代开国帝王
王建同志有个外号，不太雅观，叫做“贼王八”。
之所以有人会这么称呼他，是因为这位同志年轻的时候是个实打实的市井无赖。
正经工作一份没有，每天干的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歪门邪道。
譬如，屠猪宰狗，窃牛偷驴，贩卖私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人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王建经常在违法犯罪的边缘游走，所以很快被官府抓获，投入了监狱之中。
王建是晚唐时节人氏，而唐朝相较于其它朝代，在量刑上还要宽松一点，加上王建被官府逮捕也不是头一回了，所以很快，他动用手段，买通狱卒，又很快被放了出来。
说是放了出来，但也是私放，所以我们的王建同志不敢嚣张，只好跑到荒山野岭隐匿身形，避避风头。
他藏身的这座山，很有名气，名字叫做武当山。
武当山，这是中国的道教圣地，又叫做太和山，仙室山，具体的位置，是在今天的湖北省十堰市西部的丹江口。
既然是仙山，自然总是会有隐世的高人出没。
不过高人可遇不可求，一般人总是见不到的。
我以前曾经和一些 历史 类作者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高人，隐士？
在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作者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
所谓高人和隐士，总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哪儿不一样呢？
就比如你已经吃完中午饭了，而有的人才刚刚开始洗脸刷牙，这就叫做高人隐士。
结果，王建闲着没事儿在武当山溜达，还真就让他碰见一位隐士。
这位隐士仔细端详了王建一番，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小伙子，我看你骨骼惊奇，以后一定能干一番大事儿，怎么能在这山林之间空度岁月呢，你应该投身军旅，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啊。
结果您还别说，王建听了隐士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二话不说就下山投军去了。
《周易》里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两句用来形容王建同志的出世，倒是十分贴切。
王建投军的地方，是河南淮阳的大唐忠武军。
和平年代，如果投身军戎，想要出人头地，混出一番名堂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想要升职，你得建立战功，但国家稳定，边关无事，你无仗可打，到哪儿去建功立业？
不过好在，王建当了兵没多久，唐朝就爆发了盛况空前的黄巢起义。
山东人黄巢屡次参加科考，结果接连落榜，心生怨怼，于是干脆自己单干，组织农民起义军发动叛乱，一路高歌猛进，攻城略地，最后居然打进了京师长安城。
当时的皇帝唐僖宗李儇抵挡不过，只能逃往蜀中避难。
皇帝虽然跑了，但并不代表放弃了抵抗，悠悠大唐，总不能真就落在一个小小的黄巢手里。
于是，皇帝安排了两支军队，反攻长安，希望能夺回京师。
这第一支军队的负责人，叫做朱温，而第二支军队的负责人，叫做李克用。
朱温原本是黄巢的部将，因为自觉跟着黄巢混没前途，所以临阵倒戈，投诚了朝廷。
而李克用则是盘踞在河东一带的枭雄，势力庞大，兵锋正盛。
两位仁兄一结合，很快击退了黄巢，收复了长安。
长安既然已经收复，那么皇帝就要返回京师，主持工作。
但蜀中在四川，而长安在陕西，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豺狼虎豹先不说，万人碰上什么作乱的匪徒，岂不是要了皇帝的小命。
于是，驻扎在河南的忠武军接到了命令，前往蜀中，迎皇驾回鸾，返回长安。
而这个负责迎接圣驾的人，正是已经在忠武军中升职为中层领导的王建。
王建从蜀中接回唐僖宗李儇，是在中和三年，公元883年。
但仅仅过了两年，即到了光启元年，公元855年时，大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又举兵叛乱，进犯长安，结果皇帝屁股还没坐稳，又踏上了逃跑的旅途。
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是，所谓的盛唐，到了这个时节，可真叫是虚有其表，渣都不剩了。
天子九逃，国都六陷，恐怕，这才是中晚唐的真实面目。
唐僖宗从长安出逃，先至凤翔，后奔兴元，而在逃跑过程中负责保护皇帝的人，正是王建。
王建是个好臣子，更是皇帝的好保姆。
皇帝骑马，王建牵马，皇帝睡觉，王建伸出腿来给皇帝当枕头。
君臣相依，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顽强地生存着。
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让皇帝十分感动，但此时两人已经是餐风饮露，就连皇帝也没余粮了，所以李儇只好把自己身上穿的御衣赏赐给了王建。
皇帝在外面朝不保夕地生活了三年，直到光启四年，公元888年叛乱平定，这才重回长安城。
再回长安，已经是物是人非。
多年颠沛流离，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已经彻底地摧毁了皇帝的心智和身体，结果唐僖宗返回京师不过一个月，暴病而亡，领了便当。
僖宗临死之前，心里是一直惦念着王建的。
对皇帝来说，朱温狡猾，李克用鲁莽，这世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
自己当皇帝当了十五年，沉迷过女色，宠信过宦官，还踢过几年足球，但回想起来，自己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时光，居然是和王建一起出逃避乱的日子。
于是，唐僖宗病逝之前，把王建调离了中央，安排到了利州（四川广元）一带做刺史。
王建啊王建，你忠心待朕，但朕此刻大限将至，已经没有什么能再给你的了，惟愿将你调离这是非之地，远走川蜀，请君山高鱼跃，海阔遨游，创立一番功名大业吧！
或是，这是一生背负恶名的唐僖宗李儇，最后的温柔了。
唐僖宗李儇驾崩之后，他的弟弟唐昭宗李晔走马上任，成为了大唐王朝新领导。
昭宗倒是有心图治，但此刻藩镇割据，节度使势力做大已成定局，皇帝在大唐基本上成了摆设，根本节制不了这些割据一方的头头脑脑。
并且，当年投诚朝廷的朱温此时已经权力做大，入主朝堂，当皇帝的家，做皇帝的主，李晔只能是步步忍让，每天在深宫里自怨自艾。
朱温已经成了大唐的头号权臣，而这位权臣最大的对手，就是割据在河东一带的枭雄李克用。
俩人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都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所以时常爆发冲突，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
大人争权，小人夺利，朱温和李克用整天打架，剩下的小军阀们基本上也是围绕着这俩人展开战斗，因此，以长安为辐射范围的大唐土地，战火连天，民不聊生，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可以说是打出了花。
天下已然大乱，但蜀中却十分平静。
我们的王建同志到了四川，可以说是稳扎稳打，默默耕耘，很快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然后又夺取了蜀中大片的土地和城池。
到了大概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左右，王建已经占据了四川大部，还被朝廷加封为了蜀王。
别人争斗我发展，别人打架我旁观，王建势力的壮大，在于它遵守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那就是：闷声发大财。
三年之后，即天复七年，朱温同志已经先后杀掉了没有实权的唐昭宗李晔和唐哀帝李柷，覆灭唐朝，取而代之，建立了后梁。
悠悠二百八十九年大唐，走到今天这一步，就算是凉了。
天复七年，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梁，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五代十国。
后梁是五代十国中五代的第一个政权，一来先声夺人，二来朱温同志手段狠辣，三来后梁又基本上继承了唐朝家底儿，所以综合来看，势力不可谓不大。
大家一看朱温建梁，纷纷俯首称臣，唯独占据蜀中的王建十分不服。
王建不仅不服王建，拒不臣服，还根本不承认后梁的合法性。
你朱温当年是乱匪，是靠着背叛黄巢，倒戈朝廷才混到这一步的。
你一个腌臜不堪的凶徒，弑君夺位，能称王称霸，我王建不缺胳膊不少腿，我凭什么服你？
我不仅不服你，我还要跟你对着干呢！
王建是个实干派，一不做二不休，很快在天复七年，公元907年九月在成都登基称帝，国号大蜀（前蜀）。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王建登上皇位，看百官俯首帖耳，群臣山呼万岁，心中不觉感慨万千。
当年，自己不过是个市井无赖，一步一步努力，一步一步拼杀，在这乱世中拼出了一条血路，这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
王建这半生，是丰富的，他见过了国破家亡的颓势，也见过了人性争斗的尔虞我诈，更亲历了纷争不休的群雄乱斗。
多年前武当山遇高人指点，造就了王建一生的奇幻故事，而如今加冕称帝，他更要书写属于大蜀王朝的璀璨传奇。
一路走来，王建看到了花团锦簇和灯彩佳话。
那一夜，他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女足晋级奥运！4名队员来自梅州俱乐部，梅州女足历史是怎样的？
客名君按：北京时间4月13日16点，2020年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中国女足主场迎战韩国女足。国足在开始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奋力将比分追平，在加时赛绝杀韩国，扭转乾坤，挺进东京奥运会！ 四位出征队员来自梅州客家俱乐部 ： 罗桂平、林宇萍、李晴潼、陈巧珠。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后，广东省足协第一时间向梅州市 体育 局、梅州市足协和五华县政府发出贺信。就在上周，梅州客家女足获2021年全国女足锦标赛季军！
客名君近一年一直在研究梅州足球 历史 ，此次一下4名女国脚，其实是梅州足球十年振兴战略和梅州五华俱乐部十多年稳扎稳打的硕果。
足球是有规律的，但是纵观中国足球的 历史 ，总是被各种情况切割，从清末民国开始，战争、动乱、改制、躁动、灰幕、换帅、内伤……我们一代代的国足坚韧不拔，每次拉一刀，心上带血，卷土重来，可是没等足球规律发挥作用，又被拉一刀， 拉一刀是一刀的伤痛， 是时候贴个持久一点的创可贴休 养生 息了 。中国足球不像日本，日本在被以李惠堂（梅州五华籍、亚洲球王）为主的民国国足碾压十年后，战后痛定思痛认真考察了欧洲和南美的足球，然后来了个十年甚至百年的规划， 从育成、赛事、场馆、产业、文化全方位系统发力，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 梅州从2010年开始痛下决心振兴足球之乡。十年树木，廿年育成。女足已经玩了几个世界波了（2016年踢进世界波的谭茹殷，是嘉应大学足球专业的客家妹），相信男足也会有成果的，不过男足情况复杂些，那么就多给点时间。客名君希望足球之乡和国足也将进一寸是一寸的欢喜。
此次比赛中，有4名球员来自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表现出色，这4名铿锵玫瑰分别是：罗桂平、林宇萍、李晴潼、陈巧珠。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梅州足球之乡的 历史 文化底蕴和新时代的合力在持续作用。如果研究了梅州政府、足协、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近十余年的举措和“扎根”， 就知道这是必然的 ，以后还会有更多国脚涌现。
上图左一为罗桂平
四位出征队员来自梅州客家俱乐部，左起：林宇萍、李晴潼、罗桂平、陈巧珠
今天写写梅州女足早些年的时候，写1994年国足职业化之前。客名君写足球 历史 ，是认真的，纵向从“从前先往摆”开始，横向还研究了英国、德国、日本、巴西、欧洲的足球史。客家人来自中原，所以我从古代女子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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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加入中国女足运动的 历史 背景
足球起源于中国。一千多年前，中原的女子就己经在踢足球了。唐代宫廷盛行一种女子蹴鞠，但不是竞赛性的,也不用球门,一般是单人踢或双人踢,单人踢称为“白打”或“一人场”,双人踢称为“打二”或“二人场”。
唐代妇女马球（李公麟《明皇击鞠图》）
客名君注：这不是足球，是马球，但是唐朝美女的运动细胞可见一斑。
唐代王建写过一首宫词,描述宫女踢足球的情景:宿妆残粉未明天,总在朝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1]
唐宋时期蹴鞠门示意图（选自《蹴鞠谱球门格范》
自唐代至明末,其间数百年,女子蹴鞠盛行不衰,并逐步从宫廷流行到民间。在一些出土的宋代陶枕或者铜镜上，还留有不少宋代民间女子踢足球的形象。
明代洪武年间,曾经出现过一位女蹴鞠手,名叫彭云秀,被人称为“女流清芬”,并赋诗称赞彭云秀的踢球绝技。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也曾赋诗描写当时的女子足球运动。清代之后，由于统治者禁绝，女子蹴鞠渐至绝迹。[2]
辽代光面鞠球，《蹴鞠：中国古代的足球》
现代足球传入中国后，在20年代一些沿海城市出现了女子足球活动。1924年，上海市教师沈南昆，将应该出版的《女子足球规则》翻译成中文，在陆礼华校长的支持下，将足球作为女子 体育 教学内容。并倡导成立女子体专足球队。队员选自在校四届学生，陈隐青、时庆云、冯文湘、俞品瑞等十多名进行训练。当时还没有女队与其比赛，后来在原 体育 场场长王壮飞支持下，与一些男子足球队进行对抗赛，交锋数十次，各有胜负。
建国后，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1950年代，梅县出现了五支女子足球队。1958年，梅县体委在松口、溪南、梅东等中学组织女子足球队，开始训练。同年10月在松口中学举办区首届“跃进杯”女子足球赛，松口初中队夺冠。[3]
一年后，因国家体委未提倡，女子足球停止活动。
因梅县足球开展的广泛性，男女老少都爱看球赛，从小在足球的环境中耳濡目染。 女子足球一直是梅县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梅县女足基础很好。 改革开放之后，梅县地区的女子足球在1980年代开始高速发展，并创造了辉煌的 历史 。
70年代以来，世界女子足球运动渐趋活跃。世界性的女子足球赛在最早于1971年，在墨西哥举行，丹麦队获冠军；第二次是在1977年，瑞典国家女子足球队战胜丹麦队获冠军。[1]
中国女子足球与国外交流，始于1983年。1983年11月18至27日， 在广州首次举办了中国 历史 上第一次国际女子足球邀请赛， 揭开了中国女子足球同国际交往的篇章。1984年在西安再次举办国际女子足球邀请赛。
1986年7月，中国女子足球队首次远征欧洲，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和托尔托纳举行的两次国际女足邀请赛，分别夺得第三名和第一名。同年12月，中国女子足球队在香港第一次参加洲际正式比赛——第六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以全胜成绩获得冠军。为纪念这一 历史 性胜利，国家体委授予国家女子足球队全体队员为中国第一批女子足球健将。
1988年1月7日，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年维泗与奇星药厂厂长朱柏华，在广州签订协议书，共建中国女子足球队，开创了企业共建国家级运动队的“奇星模式”。
1988年6月1日-12日，国际足联、亚足联、中国足协在广东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演习——国际足联世界女子足球邀请赛。来自五大洲12个国家，是当时世界女子最高水平的大赛，挪威获得冠军，中国女足位居第四。
参加首届女足世界杯的中国女足合照，其中广东三名女将是陈霞（后排 右三）、韦海英（前排左四）、吴伟英（兴宁籍，前排右三）
此后，国际足联要求各大洲足联将女子足球的开展列入议事日程，并建立相应的女足管理机构。亚足联建立了女子足球委员会，陈瑶琴女士为主席，杨秀武为副主席。从1989年第七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开始，这一赛事由亚足联直接领导。第七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中国队又蝉联冠军。
国际足联在1988年7月专函至中国足球协会，建议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1991年11月在广东举行。12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体委关于举办1991年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的申请，并在1989年2月16日将这一决定通知国际足联。
来自梅县的慈善家曾宪梓先生和球王贝利（左二）及国际足联负责人在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主席台上（图片来自《曾宪梓画传》 客名君 翻拍）
1990年10月29日，在苏黎世总部召开了国际足联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女子足球锦标赛事宜。阿维兰热在会上表示坚信中国完全有能力办好首届女子世界杯赛。海尔加德认为，中国在筹备首届女子世界杯的工作中，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
经过两年的悉心准备，1991年中国出色地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M＆M＇S杯赛），开创了世界女子足球的新纪元。 中国队获得第五名，1995年获得第二届女子足球世界杯赛的第四名。
1991至1997年中国队又蝉联第8、9、10、11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1993年第17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首次设置女子足球比赛，中国队勇夺冠军。1996年7月第26届奥运会增设女子足球比赛，中国队获得亚军，实现了中国足球史上的一大突破，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说：这不仅是中国的荣誉，而且是亚洲的荣誉。中国女子足球队1995、1996、1997连续三年被评为亚洲优秀运动队。
在亚洲 体育 联合会、中国组委会和亚足联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亚奥理事会批准， 女子足球首次被列入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1 990年中国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中国女子足球队夺冠捧杯，1994年，中国队蝉联第十二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冠军。
梅州的少年早先是这样踢球的，放学后，摘下柚子……或者用布条弄个圆球
很多老华侨在梅州的童年都是每天踢野球的
当然女孩子不这么踢，主要在校园里踢，客名君在东山中学时还踢过几场……
1979年，叶剑英元帅在广州与广东领导人谈话，有人说起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正兴起女足运动，叶帅说：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心和支持， 社会 的资助，80年代女子足球运动在中国各地发展迅速。
1982年8月， 体育 报、人民 体育 出版社、新 体育 、中国 体育 报、足球世界五家首都 体育 新闻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10省市女子足球邀请赛”，拉开了全国性女子足球竞赛活动的序幕。1982年底，国体委正式把女子足球纳入全国竞赛计划，并从1983年起每年举行一届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
1983年12月，第一支国家女子足球集训队在广州组建。很快，全国各地、行业体协纷纷组建女子足球队，最多时有38支队伍参加比赛。1985年，女子足球以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发展潜力，被列为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比赛项目。1989年，又增加了“全国青年女子足球锦标赛”，进一步推动了青少年女子足球运动的发展。
梅州人的足球是这样传承的，全家男女老少都懂都看都喜欢
（丙村镇廖耿光老师一家）。1976年陈兴城摄于丙村
（图片来自杨宏海、温威光的《球乡筑梦》）
1979年5月，国家体委提倡女足运动后，梅州女足首先在梅县，然后在兴宁展开。1979年10月，梅县举行了首届女子足球比赛，有6支女子足球队参加，丙村中学女子足球队夺冠。
1980年5月13日，叶剑英元帅回梅州视察，在东山中学足球场观看了东中女子足球队与丙村中学女子足球队的表演赛，并与运动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叶帅说“国际上有的，我们也要有。”叶帅的教导，有力地推动了梅州女足运动的发展。同年，梅县便有55间中、小学建立了女子足球队。
1980年5月，叶剑英元帅回梅县视察和探望乡亲期间，对家乡的建设和足球事业关怀备至。图为叶帅前往东山中学接见梅县女子足球队。
1980年5月13日，叶剑英元帅回到梅县视察时，观看了东山中学和丙村中学两校的女子足球表演赛，并亲自接见女足运动员，勉励她们要苦练，要互相学习，听教练的话，努力提高技术，争取冲出亚洲。[3]
叶剑英元帅对家乡的建设和足球事业关怀备至。图为1980年5月，叶剑英元帅（前排中）在家乡梅县东山中学看球赛，坐在其右边的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后面就是梅县的校园女足
到1981年，梅县已有十六支队伍，不仅在城镇中、小学成立了八个球队，就在重点公社的中、小学也组成了不少的队伍。中、小学队且经常相互比赛，每个学期都举办一次女子足球联赛。1981年春节举行了全县华侨女子足球队和老强民队员（五十以上队员）作了一次比赛，这是该县的创举，故吸引了不少球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第一支广东女子足球队的建 立，就是以梅县女子足球队员为基础，计有：吴伟英 （兴宁）、李小兰、张小丽、廖怀萍、蓝雪珠、叶志珍、张桂莲、张采新、潘丽 （均为梅县人）等。其中， 吴伟英、李小兰入选国家队，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女足世界杯。
1985年元宵佳节，时任旅港嘉应商会会长、爱国华侨刘锦庆先生和梅县队女足队员交谈
足球之乡的华侨乡贤一直关注和支持梅州女足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梅县业余体校对梅州足球队员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李小兰、张小丽、蓝雪珠、廖怀萍、叶志珍、潘丽、张桂莲、 张采新、李足玲、叶海燕、池影玲、何娟蓉、张佳丽、万佳如、赵妮菲、曾 建生、杨雪尔等，她们都是梅县业余体校培养，并输送到国家队、广东队、八一队和其他省一级球队的。
1981－1983年，梅县女足赴省参加比赛，连续三年获得女子足球冠军。1983年第一支国家女足成立，其中便有来自梅县的女足运动员李小兰。
1983年，旅港嘉应商会正副会长刘锦庆、曾宪梓和强民 体育 会正副会长温集祥、蓝淦等到广州二沙头看望获得省女子足球邀请赛冠军的梅县女足队员。图为曾宪梓在与队员讲话并派发红包[2]
1983年，兴宁县举行了全县女子足球邀请赛，有7间中学女子足球队参加，赛后建立了兴宁县女子足球队。在参加省女足比赛时，队员吴伟英、钟益红以其出色表现先后被选上省队和广州市队。吴伟英于1984年入选国家队，成为国家女足主力队员，在第二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中，获得“富士最佳足球员奖”。
五华县于1981年1月，在县业余体校正式成立了女子足球队，队员 钟金玉 于1999年入选国家青年队； 曾兰芬、周婷 分别于1995年、1999年入选八一青年队。1991年，梅州市成立女子足球队，配备专职教练员2人，运动员24人；该足球队从1994年至2000年，培养输送省级以上运动员共有21人，其中输送国家队运动员1人；1994年参加广东省第九届运动会女子足球赛获第五名；1998年参加广东省第十届运动会女子足球赛获第三名。
1981年2月，北京首次举行了中学生女足邀请赛，同年5月广东省举办了首届女足赛（梅县队夺冠），云南楚雄彝族自治洲举办了五省六支球队参加的邀请赛。1981年5月初，广州举行了广东省全省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参加者有： 梅县女子足球队、 广州体院队、广州二沙头俱乐部队和广州业余体校队等。梅县女子队，由足坛老将蓝淦为领队，在三场比赛中，梅县队共得6球、失1球、净胜5球，三战三胜夺得冠军，开创广东女子足球比赛的新纪录。[4]
从1981年至1983年，梅县女足连续三届获得省女足邀请赛冠军。
1980年，梅县女子足球队勇夺广东省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冠军。图为旅港嘉应商会会长刘锦庆（后排左八）、副会长曾宪梓（后排左七），强民 体育 会正副会长温集祥（后排右七）、蓝淦（后排左四）等接见全体队员（温威光摄）[5]
1981年5月2日至4日,广东省举行了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广州体院、梅县体校等四支女子足球队参加了比赛。来自足球之乡的梅县体校队(平均年龄16岁)夺得了此次邀请赛冠军。对这次邀请赛,《羊城晚报》曾连续给予报导。[6]
1982年首届全国女子足球邀请赛，以梅县为主的广东队夺冠合影
1982年广东省组建省女子足球队，梅县运动员占11人。首届全国女子足球邀请赛于1982年8月4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以梅县为主的广东队夺得冠军。该届比赛的广东队由原梅县业余体校教练杨友标带队，队伍分别由梅县籍的李小兰、廖怀平、张小利、叶志珍、刘纽琼、梁环兰、陈碧芬和部分广州籍队员组成。
广东女子足球队夺得首届全国女子足球邀请赛冠军后，
前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左一）接见教练杨友标（右一）
同年8月该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女子足球邀请赛，获得亚军。赛后，前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接见该届比赛的所有领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省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梅州籍球员就占据半壁江山。吴伟英、李小兰、张小丽、廖怀平、蓝雪珠、张桂莲、张采新、潘丽、叶志珍等成为广东队主力。吴伟英、李小兰上世纪80年代初入选国家队，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叶海燕、李足玲、古冰娜、池影玲、何娟蓉、张佳丽、万佳如、赵妮菲、曾建生、杨雪尔等，先后分别入选国奥队、八一队、广东队等。
1983 1987年间梅县为广东省足球队及省 体育 学校等输送了女子足球新秀16名。其中， 张小丽被评为全国最佳女子足球运动员 ，吴伟英、李小兰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吴伟英先后在第六、七届亚洲女子足球锦标赛夺得冠军， 被亚足联评为“亚洲最佳女足运动员”。
1987年杂志《新观察》封面，英姿飒爽的吴伟英
（客名君 翻拍）
1980年代兴宁一个县出了七个国脚，其中女足国脚是吴伟英。她1970年生于兴宁，中学是兴宁县业余体校篮球班的学生。当县里组建女子足球队准备参加省级比赛时，吴伟英被选入梅县女子足球队，当年梅县队夺冠。1984年她被选上国家女子足球队。吴伟英身体素质好，头脑反应敏捷，基本功扎实、速度快，敢拼搏，善传中，能射门，有“小泥鳅”和“快马”之誉称。
梅县女子足球队夺得1990年全国青年女子足球赛“三胜杯”冠军奖杯
如果纵向再总结一下，梅州女子足球代表队的 历史 表现。梅州女足在1980-1990年参加了省女子足球锦标赛和省运会女子足球比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梅州女子队表现卓越，1981年-1983年的省女子邀请赛中获得三连冠。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梅州女子足球在省级比赛中屡获佳绩， 其中还在1990年全国女子锦标赛中获得冠军。 梅州女子足球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加省女子足球锦标赛和省运动会足球比赛中都占据前三的位置，在广东省占据重要位置。
梅州女子足球队在1980-1999年参加省级比赛的成绩[7]
对了还要提一下，台湾的女足。
台湾的足球在战前几乎没有底子，因为日本占领的时候崇尚棒球，足球是边缘化的运动，日本人当时的足球水平也是亚洲垫底的。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在50年代请球王李惠堂过去任教。当时贺龙在五十年代想邀请李惠堂担任当时的运动队（当时的国足）教练，但是李惠堂当时是南华的教练、领队，因为个别队员涉事牵连，导致他无法成行内地（六十年代内地很快就进入运动期，足球发展很差，李惠堂即使去了也发挥不了作用），他也无法在香港。
李惠堂只好到了迫切希望振兴足球的台湾（跟政治没关系），台湾打的是“中华队”，李惠堂是热爱中华民族的，所以过去后尽心尽力，一下子将台湾的足球培养起来了。在李惠堂担任主教练的时期， 中华台北的足球不仅打进了奥运会，打进了世界杯，还拿了两次亚运会冠军！第三次想拿冠军，台北队被取消资格了。
率“中华队”夺得亚运会冠军的李惠堂受到热烈欢迎
六十年代，李惠堂还荣膺亚足联秘书长、国际足联副主席，这是中国人在国际足联的最高职位。
李惠堂（倒数二排右三）和英国女王（二排左二）在罗马第17届奥运观礼台上
1960年李惠堂率“中华队”成功出线第十七届奥运会，挺进罗马。至此，球王李惠堂三次代表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第十一届（1936年）任中国足球队队长，第十四届（1948年）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第十七届（1960年）为中国台北足球队主教练。 中国 历史 上，三次带足球队到奥运会打球的，也就李惠堂一人了。 他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梅州的骄傲！
男足发展得好，对女足必然是一种带动。而台湾的女足，则依赖另一位梅州人的力量发展并名扬世界。 他就是梅县人张腾云。 张腾云的照片客名君都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记载是真实存在的。[8]
张腾云 原来是“强民 体育 会”的主力，1948年赴台湾后入选台北队，以脚法细腻、头脑冷静著称，后来成为 台湾木兰女子足球队 三夺亚洲杯冠军原主教练。
他从木兰队主教练刘润泽手中接棒之后，把木兰队的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注意整体合作，实行全攻全守的战术。1980年1月张腾云率木兰队在印度加里卡举行的第三届亚洲杯女子足球锦标赛， 夺得冠军。木兰队自此名扬亚洲。
看到这里，您对早先的梅州足球人是不是肃然起敬？那是当然！足球之乡，就是足球之乡。客名君总结了一下，梅州足球有三大特点， 重视球德、崇尚技术、讲究战略 三位一体（客名君看过多场赛事多位梅州足球人的人生经历之后的个人总结，不代表官方立场），梅州足球其实是有派别的，姑且叫 “梅派足球” 吧。其实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就非常喜欢看李惠堂踢球，在此也借用一下梅派这个名字。梅州足球，是用脑子踢球，因为体形不及北方球员，拼身形处下风，所以技战术必须很厉害，技战术厉害，球风也有良好的传统，这样就特别适合当教练，育成人才。
今天先写悄悄地写到这里吧。再次祝贺中国的铿锵玫瑰们，还有，再接再厉才是王道！
[1]吕悦.女子足球[J].江西教育,1981(12):31.
[2]球乡筑梦, p99
[3]李存章.叶剑英元帅与梅县足球[J]. 体育 博览,1988(03):45.
[4]李次民.梅县足球史话.广州文史资料选辑（24） 广州文史官网
[5]球乡筑梦. P99
[6]吕悦.女子足球[J].江西教育,1981(12):31.
[7][1]房作铭. 广东梅州足球发展兴衰原因调查与重振研究[D].北京 体育 大学,2014.
[8']张彩珍.中国足球运动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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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看待蹴踘的消亡
众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古代足球的出现比欧洲更早，历史更为悠久。我国古代足球称为“蹴鞠”或“蹋鞠”， “蹴”和“蹋”都是踢的意思，“鞠”是球名。“蹴鞠”一词最早记载在《史记匪涨亓写》里，汉代刘向《别录》和唐人颜师曾为《汉书·枚乘传》均有记载。到了唐宋时期，“蹴鞠”活动已十分盛行 ，成为宫廷之中的高雅活动。1958年7月，国际足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博士来中国时曾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最终没有发展成为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现代足球运动。这个质的飞跃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完成的。
【蹴鞠溯源】
《史记》和《战国策》最早记录了足球运动的情况。《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都表明，在当时的齐国故都临淄，蹴鞠（为足球）已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游乐方式，而且在民间广为盛行。齐宣王于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在位，由此可以断定：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或更早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齐国故都临淄城足球活动就已广泛开展。蹴鞠已发展成一种民间盛行的体育和娱乐活动项目。
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复兴盛。汉朝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道，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西京杂记》上就记载：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的未央宫养老，吃穿用度极尽豪华，终日看歌舞伎乐。但他却并不满意，终日闷闷不乐。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凡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离不开斗鸡、蹴鞠。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了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到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又开始“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蹴鞠”。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很喜欢观看蹴鞠运动。《汉书》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类似于今天的球星）。可见，在西汉时期，足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由于蹴鞠运动的兴盛，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可惜后来失传了。西汉时期的项处是第一个因足球而名垂史册的人，不过他的经历却很不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在制球工艺上有两大改进：一是把用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成为充气的球，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比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时间。 唐代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无激烈的奔跑和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 蹴鞠 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唐太宗、玄宗都爱看踢足球，当时球门是“树两修竹，络网于上，以门为度球。球又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
不仅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习俗的普遍。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有比赛就有球星。当时以踢球出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你读的古书多，大概已经猜到了：恶少年。更出挑的是唐代的若干皇帝，例如唐文宗，常常爬上一个“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这场景可真够讽刺的，比起列祖列宗，市井气重了不少。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等到几代之后的唐僖宗，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恶少年，亲自蹴鞠斗鸡，而唐代的末代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六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批神策军或者恶少年出身的“打球供奉”跟着他，可见感情深厚。中唐以后的军队当中，本来就有不少是恶少年，平日间就在街上蹴鞠斗鸡赌博的。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著名球星之一了。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宋徽宗赵佶是个足球迷，他看了宫女踢足球后写诗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文献通考》介绍：“宋女弟子队153人，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锦带，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
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 蹴鞠 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至少在南宋时期，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 博纳养生杯:蹴鞠杯 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也可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踢球娱乐的社会性已大大缩小，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
《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又教桂姐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满族人曾将其与滑冰结合起来，出现了“冰上蹴鞠”的运动形式。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足球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被现代足球所取代。
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我国古代的蹴鞠活动，自战国起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暗落了。 蹴鞠消逝蹴鞠运动的兴衰，与统治者的政策、提倡也是分不开的。
唐宋皇帝大多都重视蹴鞠运动，并把它当作一种军事训练手段，遇到比赛时都亲临观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沿成风，广泛开展，这是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兴盛的重要因素。 元朝是由生活在马背上的蒙古族建立的，出于生存习惯和民族隔阂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汉民族的游戏类型和体育项目不适应，更不提倡。蹴鞠运动不得不从官办转移到民间，逐渐成为民间的纯娱乐性文化活动。
朱元璋称帝以后，严禁军人蹴鞠，并下旨“蹴鞠者卸脚”，但由于蹴鞠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蹴鞠在民间依然盛行。 清朝入关后，喜欢射猎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蹴鞠也实行了禁止政策。顺治皇帝曾口谕禁止踢球，对蹴鞠要“即行严禁”。后来，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动，民间的蹴鞠运动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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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乐于助人的人实在不多了·······
